妇女当志强 亚洲性别平等仍面对挑战
三月八号是国际妇女节，女性权益课题是近代人权斗争中的组成部分。在追求性别平等的努力上，女性一路跌跌撞撞，但相比过去，如今妇女在各方面的待遇已然大有改善。
衡量性别平等的方式很复杂，因为女性面对许多不同的形式的困境，这取决于具体不同的国家文化背景。在劳动力方面，全球则聚焦在劳动参与、育儿假政策、公平薪酬和对性骚扰等领域，各国女性都面对不同的难处。
《南华早报》配合国际妇女节，统整各国妇女在不同方面所面临的挑战。
劳动参与
在许多国家中，妇女仍然扮演照顾家庭的主要角色，在做家务和照顾孩子方面承担着大部分的责任。因此，在世界各地，女性从事有偿工作的比例低于男性。
根据香港平等机会委员会（EOC）的数据，不包括外籍家庭佣工，2020年香港女性的劳动力参与率低于男性只达49.6%，而男性为66.2%。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估计，中国大陆2020年女性的劳动力参与率为61%，而男性则为74.5%。
新加坡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在新加坡，截至2021年12月，64.2%的女性活跃在劳动力市场，而男性的比例为77.2%。
在美国，根据劳工统计局的月度数据，今年1月女性的劳动力参与率为75.8%，而男性为88.8%。而在澳州，该国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今年1月，女性的劳动力参与率为61.5%，而男性为70.4%。
值得注意的是，女性的劳动力参与率可能存在重大差异，这取决于她们是否结婚。在香港，2020年未结婚的妇女的劳动比率为69.5%，而已婚妇女的比率为48.4%。
上述情况反映了妇女在婚后暂时或永久退出劳动力市场的趋势。
育儿假政策
去年，中国有十多个地方政府延长了产假津贴时间，其中北京增加了60天，使产假津贴总数达到158天。然而，男性陪产假仍为15天。
尽管如此，论者认为，更长的产假可能会强化妇女负责照顾孩子的陈规定型观念，并可能导致她们遭公司歧视。
在香港，女性可以休14周的产假，而男性只有5天的陪产假。
新加坡则推出共享育儿假的计划，如果双方同意，丈夫可以申请其妻子由政府承担的16周产假中的4周。或者，父亲可以享受至少两周的陪产假。
同时，澳州政府则允许新生儿或收养新生儿的父母，申请长达18周的带薪育儿假，但薪酬以最低工资为准。
作为发达国家，美国则没有任何政府规定的带薪育儿假，而是规定雇员每年有享特有多达12周的无薪 “家庭和医疗假”，在请假的当儿雇员工作职位受到保护。
同工同酬
根据香港的《性别歧视条例》，在就业条款和条件方面公然存在性别歧视属于违法。
然而，两性之间的薪酬差距仍然存在。根据香港统计局2021年的一份报告，2020年当地就业女性的月收入中位数为1万5000港元（1920美元），而男性则为2万港元，两者相差三分之一。
报告指出，香港男性从事经理和行政人员、专业人员和辅助专业人员的比例较大，这些职业的平均收入较高。
根据招聘网站智联招聘的一份报告，在中国大陆，2019年城市男性的平均工资比女性高22.5%。
新加坡的两性薪酬差距随着时间的推移有所缩小，但仍然存在。该国人力部在2020年表示，2018年调整后的性别薪酬差距为6%。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数据显示，2020年，澳洲和美国的两性薪酬差距分别为12.27%，和17.65%。
职场性骚扰
香港的《性别歧视条例》规定，就业中的歧视或性骚扰属违法，无论雇主是否知道或漠视其雇员在就业期间的遭受性骚扰行为，他们都可能被追究转承责任。
然而，香港平等机会委员会主席朱敏健去年表示，这项法律仍然存在漏洞，包括没有涵盖普通社会环境中的一些骚扰形式。
在美国，根据1964年《民权法案》第七章，允许在工作中受到性骚扰的受害者雇主承担责任。此外，根据美国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的规定，当骚扰行为“非常频繁或严重”，导致了不利的就业的环境 时，骚扰者形同犯法。
在澳洲，根据《公平工作法》，雇主有义务管理工作场所性骚扰问题。
性骚扰和跟踪行为在新加坡属于刑事犯罪，不过该法律没有专门针对工作场所性骚扰的规定，雇主在法律上没有义务对雇员面对的性骚扰问题负责。
在中国大陆，科技中心深圳在去年3月发布了史无前例的法规，明确界定了什么是性骚扰，要求变革的呼声越来越高。全国范围内的妇女权利法修订草案要求学校和公司，建立一个机制，以防止和惩罚对妇女实行性骚扰者。
然而在中国，#MeToo（性暴力受害者运动）和劳动民权人士，却继续面临打击，包括遭政府当局审查和逮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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