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缘不具足 贫穷国家“毕业”无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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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年举行一次的联合国最不发达国家（LDC）峰会从上周末到本周初在卡达尔首都多哈举行，与会的世界最贫穷国家代表对发达国家在上一次（2011年）举行的峰会上承诺在未来10年，将其国民总收入的0.15%至0.20%充作对最不发达国家的官方援助的空雷不雨表示不满与愤怒。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要求启动5000亿美元资金，作为世界最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和社会转型计划用途。与此同时，与会的领袖也再次要求工业化国家兑现常年资助1000万美元以协助抗全球暖化的承诺。
根据报道，发达国家领袖对此峰会兴趣缺缺；但是世界最贫穷国家要求发达国家践诺，合情合理。
正如孟加拉国总理哈西娜所言，最不发达国家要求的不是施舍，而是国际社会对这些国家的承诺。
截至2023年3月，全球共有46个国家被联合国列为最不发达国家，其中33个位于非洲，其他为亚太地区国家。这是个相对小的数目，但这在50年前被设定的“最不发达国家”，到目前为止只有6个国家“毕业”，为什么？
这有很多种说法。过去20年来比较通行的说法是文化因素。
拿韩国与加纳来比较吧！
美国政治学者亨廷顿曾对韩国和加纳两国国家做出比较。他说，在1960年代初，韩国与加纳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水平大致一样；两国在原产业、制造业与服务业的经济分布大致相同、出口主要依赖原产品以及接受相等的经济援助。
不过，到了1990年代初，韩国跃升为全球第14大经济体，加纳的人均国民总收入只占韩国的人均国民总收入的五分之一。亨廷顿不否认很多因素导致这样巨大的落差，但他认为文化起了较大作用：韩国人注重勤俭、投资、教育、组织与纪律等等，但加纳人却有不同的价值观。
亨廷顿所得的结论，虽然不是文化决定论，但却说明了一个国家是否能在经济上发展及改善人民的生活素质，人民的思维和价值观与这两个目标相契是非常重要的。
为何“泥牛入海”？
虽然有西方学者将亚洲经济会出现所谓的“经济奇迹”归因于儒家文化，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从二战后的日本、韩战后的韩国、文化大革命后的中国和越战后的东南亚，区域政治局势相对稳定和政府的所谓“指导式统治”（不管是民主或是非民主统治，以发展经济为主要目标）的重要
换句话说，要是目前被列为最不发达的国家，也就是联合国所谓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以及人类发展指数最低的国家，没有相对稳定的政治（稳定的统治和以发展国家经济为己任的政府首脑）、有助于经济发展的价值观和适合外国投资环境等，再多的财务援助也会是泥牛入海。
这或许是发达国家不热衷于参与最不发达国家峰会的原因，但是这些国家既然已经承诺官方援助最发达国家，不兑现承诺有失泱泱发达国家之风度，与最不发达国家能否因此“毕业”并没有直接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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