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开放走自己的路

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不到10年略见成效。在1980年代中访问中国的美籍华裔历史学家黄仁宇（1918年-2000年）曾说，像中国这样的一个农业国家蜕变为一个商业国家，也就是以货币做管制全民的工具，不是容易的事，宛如一只走兽蜕化为飞禽。

他在中文版《中国大历史》中提到：“中国过去150年内经过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革命，从一个关闭自守中世纪的国家蜕变而为一个现代国家，影响到十亿人的思想信仰、婚姻教育与衣食住行，其情形不容许我们用寻常尺度衡量”。

他认为，中国从旧时的农业官僚管理过渡到商业原则管理，整体上逐渐进入以数目字管理，是项历史突破，诸如“承包到户”的政策普遍施行，人民公社不再是生产单位，中国历史与西方文明的汇合，是不可扭转的情势。

他相信中国改革方向在正确的轨道上，而其目标触目可及。

因此，对1989年之前中国学生发动的零星示威活动，他并没有十分注意。

不过，就学生在那个时候开始集结在天安门广场展开连续数周的举动，以他对中国人群众心理的了解，他预感学生会惹祸上身。

他单纯从历史而不掺杂政治的角度来看，指出参与天安门示威的学生领袖，目标不具体，想法不明确，放在中国当初改革点来看，学生运动产生的后果将是弊多于利。也就是说，学生的举动会破坏中国的改革进程。

黄仁宇在世纪之交英文版《中国大历史》（1996年面世）说到，他目睹了中国革命，见证了每个人的理想方案是不可能的，而他认为中国当前所取得成果让许多参加之前的革命的人惊讶与震撼。而这样的成果的信息是明确无误的：历史是最后的裁决者。

天安门事件之所以会发生，其中一个流行的说法是美国要在中国制造混乱，步上苏联的后尘。另外一种说法是当时的中国大学生为了争取民主自由被“血腥镇压”。最后一种说法，我们不要忘记美国有“输出民主”的记录，因此当时学运分子，不可否认对民主自由有憧憬，但走上街头的动机并不那么单纯。

以黄仁宇观察，我们可以说这些学生与支持他们的知识分子，缺乏的是对中国“大历史”的理解，也缺乏对英国从农业社会转变为以货币管制全民的工具的历史，把英国的成就视为历来就是如此。

立国历史较短的美国，在新大陆“继承”英国的现代型经济体制，但中国因为与西方不一样的历史、地理与人文，需要时间摸索走出自己的道路，如何在传统社会与现代型经济体制间取得一个平衡。

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成为苏联的领导人，也推出改革开放（perestoika和glasnot），不到5年的时间搞垮了他最想维持的苏联帝国与社会主义，总结了冷战，并在1990年赢得诺贝尔和平奖，极为讽刺。

可见，冷战期间，共产国家都面对改革开放的压力。差别在于戈尔巴乔夫高估了他控制改革所衍生的各种问题的能力，以为全民都与他们站在同一阵线，都有同一个愿景而给予配合，相信政治开放有利苏共和他的政权，但却忽略了美国与他大国竞争目的很多，其中之一是毁掉对手，输出民主自由只是让输入国“内爆“的手段。

中国抗拒了这种诱惑，经过多年努力塑造了有本身特色的现代型经济体制，与西方接轨。与冷战时期以及冷战后还残留的意识形态竞争比较，能在现代型经济体制的基础上竞争，对话取代对抗，协调取代纷争，对全球人类福祉与世界和平会有更大的贡献。中国的蜕变，没有受到34年前发生的天安门事件阻扰是好事还是坏事，历史做了裁决。

声明：本文乃作者观点，不代表本网站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