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才外交家”之死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出名，对世界影响也可能是最大的外交家基辛格日前以100高龄去世，可以盖棺论定。

可是，有“现代管理学之父”的德鲁克（Peter F. Drucker）在他1979年出版的回忆录《旁观者》（The Adventures of a Bystander)，就宣判“基辛格政策”早在他当美国国务卿的时候结束。

德鲁克有写到1973年的赎罪日战争（Yom Kippur War，这次战争的严重后果是能源危机），是“基辛格政策”的终结，取而代之的灵活处理的美国外交政策。

“基辛格政策”指的是具有外交至上内政次要、外交关系以实力为最以及注重天才外交官特点的政策。德鲁克认为，基辛格早在1942年就从其恩师Fritz Kreamer学到这些基本原则。

在德鲁克看来，基辛克的经验，一言以蔽之就是谬误。他认为，美国的外交政策要建立均势需整合“中等实力国家”，视他们为伙伴、权力不能只考虑军事实力，而天才外交官的原则是空洞的，因为美国的外交政策需要有领导才能的领袖，但展示才干要以简单与诚实，而不是狡黠与圆滑的技巧为主。

“基辛格政策”的“三位一体”，“天才外交官”随着不在其位重要性减低，他的逝世等于是划下句点，但是另外两个因素还会继续发挥巨大的作用。

基辛格是个“天才外交家”，在他之后，就没有比他出名，影响力比他大的继承者。其中的重要因素是因为他从青少年就奉为圭镍的现实政治（realpolitik)，也就根据眼前的需要为转移，无需顾虑到人道与原则，对解释美国的外交政策有大用处，在很大程度上却反映美国真实的外交行为，诸如人权、民主及自由的“理想”则被视为幌子，是可以随意置之不理的。

之所以让人有此印象，基辛格居功不小。

因为他的显赫地位，再加上他敏锐的生意头脑，用此地位当作赚钱的工具，继续在国际事务上扮演角色。

美国现任国务卿布林肯说，基辛格以战略眼光与智慧来应对每个10年出现的新挑战的能力，使到他成为总统、国务卿、国家安全顾问以及共和党民主党两党的其他领导人征询意见与建议的对象。

但是，他在世的时候，对他的评价就很复杂，有的对他当官时的“恶行”敬而远之，有的左派人士甚至因为他在东南亚“大屠杀”扮演的角色，视他为罪犯，应该在被国际法庭审讯。

对基辛格的褒贬，都围绕在承认他在地缘政治、国家利益与玩弄均势等，尤其是与中国建交的地位与成就的同时，也谴责他在涉及人权、尊重他国内政与维护民主所带来的破坏。

从一个角度来看，这其实反映了美国的国家矛盾性格，这不是从基辛格开始，也不会在他逝世后结束，但是在基辛格去世后，我们看到的却是人们围绕着他而不是他的上司–美国总统尼克松与福特的角色，却仿佛把责任都推到他的身上，说明了基辛格当官的时候积极扮演了“天才外交官”的角色，退位后还继续“非正式”地扮演了这角色。

不过，德鲁克的对基辛格的评价值得参考。他认为，与历史上所谓的“天才外交家”如黎塞留、梅特涅与俾斯麦相比，基辛格缺乏他们的苦干与奉献、努力建立团队而不是一手抓权、不把人玩弄于指掌之间、不狡黠、简单及诚实，更不需依靠虚伪及令人反感的“领袖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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