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职儿女”就是失业 学者讽自我麻醉
有学者认为，当前中国年轻人流行作为“全职儿女”的生活方式有啃老之嫌，对家庭和社会的影响不可小觑。
有人将“全职儿女”与国外大学毕业生中流行的“间隔年”（Gap Year）作比较。许多毕业生用这段过渡期导社会上历练自己，或者为下一步转行或提升职场竞争力做打算。
学者陆曦说，选择“间隔年”的年轻人一般上有者非常明确的打算，最常见的是在职场间隙修读硕士学历，或是参加其他的职业培训。哪怕有很少一部分人选择出门旅游，也是在对未来的职业生涯有着非常强烈的预期和信心的情况下做出的选择。
而中国的“全职儿女”大部分是被迫待在家里，没有明确的职业规划，在家里待着也不能积累社会实践。而随着就业市场的竞争越来越激烈，考公、考研的人数也越来越多；即便考上了，也将面临未来失业市场更大的挤压，未必能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自我价值没被接纳而逃避
据报导，今年中国将有创纪录的1158万学生从高等院校毕业，与去年相比增加了7.6%。与此同时，研究生毕业人数也在增长。2020年，教育部宣布增加近19万个研究生招生名额，扩张速度远高于之前的比例。而这批学生也将在今年毕业进入就业市场。
陆曦说，在这种情况下，许多人做全职儿女其实是“自我价值没有办法得到社会肯定和接纳时的一种自我麻醉。”
同时，从政府的角度来说，引用“全职儿女”这样的新名词，或者鼓励网络上讨论“全职儿女”的现象，主要是为了避免使用“高失业率”这样的字眼，以此来减低社会矛盾。
“但归根到底，全职儿女的本质就是失业。” 陆曦直截了当地说。
“考虑到劳动参与率，以及考研、考公的比例，中国青年人的失业率将远远超过20%，所以未来中国的全职儿女会越来越多，尤其是在应届毕业生群体。”
全职儿女将导致家庭消费降级
陆曦表示，全职儿女将使父母一代的可支配收入下降，尤其是当父母支付一定的报酬给子女时，最终导致整个家庭的消费降级。
对父母来说，这些钱原本可以流动到市场上去购买商品或服务。对于儿女，从父母手中拿钱意味着他们对未来的收入预期下降，同时由于创造出的新的财富减少，本身的消费也会下降。
“全职儿女越多，社会的消费降级越快。”陆曦说。
从个体角度来说，他建议年轻人可以选择自我创业，或者把目光转移到国外市场，比如到经济比较蓬勃的东南亚国家寻找机会。他同时告诫，这需要靠个人的机遇和性格来完成，并非适合每一个人。
美国密歇根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社会学助理教授周韵将“全职儿女”与“全职母亲”做类比。她说，20多年前，美国社会曾出现一场全职潮流，受过高等教育的白领母亲自主退出职场，回归家庭做全职母亲。
当时女性在理想员工与理想母亲的合力规训与期待下，不得不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这些母亲与其说是自主退出，不如说是被挤出 。”
类似地，在当今中国，不乐观的就业形势，职场对于996“理想僱员”的要求，疫情之后人如何想象未来，想象自己与社会、国家的联结等一系列社会因素导致一些年轻人不得不去做全职儿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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