捍卫国家民族利益 无需感到歉然

一百多年来，欧美列强除了通过军力，还通过建构强大有效的话语系统，“征服”全球。

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梁启超19世纪末发表了一篇题为《论中国之将强》，早就看到这一点。他在文章中写道，西方列强想征服他人的国家，其立法议院和其报刊，天天都在嚷嚷那个国家政治如何腐败、纲纪如何紊乱、官吏如何渎职。西方列强想奴役一个人种的时候，其立法议院和其报刊也会天天嚷嚷那个人种性格如何野蛮狂悍、教化如何堕落黑暗、风俗如何腐化靡烂。有这种强大的舆论攻势，全世界的仁慈之士都想施之以拯救之恩、横蛮之士都想乘机征服之、奴役之、改造之。

梁启超要说的是：要“征服奴役”一个国家及其政府，西方列强可以在宣传上无所不用其极，贬损一国一族，让该国民族失去信心。我们同样可以说，西方列强尤其是美国，可以通过高捧某些国家及其政府，让他们觉得站在“正义的一面”，同样达到“征服奴役”这些国家和其政府的目标。不管是哪一种情况，梁启超是对西方国家欺凌当时已经积重难返的中国（晚清）而写，有著浓厚的民族情怀。他认为中国人有聪明才智、人口众多（提供廉价劳力），因此“中国无可亡之理，而有必强之道”。

但今天重温这篇文章，不得不佩服其目光如炬，同时也不得不感叹西方“征服奴役”他国虽与梁启超的时代不可同日而言，但其建设强大、影响深远的话语系统的原则却不变。

欧美的文化自信

此原则之所历久不衰，其中一个关键因素是这些欧美国家的国民，虽然会自我批判，但普遍上会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底线、并以本身的文明高尚和文化价值为傲，其组织制度都是他人必需跟随的榜样。从一个角度来看，这是一种文化自信。

他们会有这样自信，自然与西方列强要合理化其殖民扩张，宣传被殖民者因为种种劣根性如懒惰、野蛮、肮脏、奴性等等，才有被“驯化”的必要脱离不了关系。这是曾经流行一时“民族性格”研究。

但这样的研究并无法解释日本在1960年代开启“亚洲经济奇迹”，到1990年代中国开始“崛起”而逐渐式微，试图从从文化角度（例如纪律和勤奋等）解释亚洲经济发展的研究方兴未艾。

即便如此，西方主导全球，对他国“居高临下”、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话语系统依然延续，对好像中国“清零”政策的实行和松绑，都没有好话说，正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呀！而成为欧美国家主要对手的俄罗斯和中国，在“普世价值”如自由、民主、平等、人权和“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等的话语系统下“不及格”。

现在的中国虽然还有存在一些问题，但其他国家何尝不如此？西方国家毫不掩饰地以这些“普世价值”作为维护其国家民族利益的工具，作为反击，非西方国家尤其是中国有必要旗帜鲜明地在西方的话语系统内，“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根据自己的方式和步伐捍卫国家民族利益为先，与欧美国家周旋。

毕竟，联合国成员主权平等，捍卫国家民族利益是一国之责任，对此无需感到歉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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