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商说资】欧盟碳关税10月杀到 大马出口业影响几何？

提倡企业减碳的“欧盟碳边境调整机制”（CBAM）将在今年10月上路，究竟这会对大马出口商，造成多大杀伤力？

先阐述故事背景。作为实现2030年温室气体较1990年降低55%、2050年“碳中和”目标的一部分，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在今年5月10日共同签署CBAM法案。根据该法案，今年10月至2025年12月31日是引入CBAM的过渡期。

在这段过渡期，CBAM涵盖的产品例如肥料、水泥、钢铁产品、铝制品、氢气等的进口商，需按季度向欧盟执委会汇报相关产品碳排放量等资讯。而过渡期结束后，也就是2026年1月1日起，欧盟进口商必需购买CBAM凭证抵消碳排放量，才能进口产品至欧盟。

CBAM填补现有碳交易体系不足

其实，CBAM并非欧盟首个倡议减碳的举措，早在2005年，欧盟已成立碳排放交易体系（EU ETS）。该体系下，每个行业都有特定碳排放量顶限，同时可以获得一定比例的免费碳排放配额。若企业减碳有成，即生产期间排放的碳少于手上配额，则可将多出的配额转售给额度不足的业者。

值得一提的是，全球电动车业巨头特斯拉（Tesla），曾透过这类交易体系，赚取丰厚收入。2019年，特斯拉藉由碳排放权取得收入5亿9400万美元，而2020年的收入则飙升至15亿8000万美元，支撑起该公司不断上扬的生产成本。

然而，碳排放交易体系的初衷看似美好，却存在一大弱点。拉曼大学经济系教授黄锦荣，接受《亚洲电视》访问时指出，该体系将引出“碳泄漏”（Carbon Leakage）问题，即高排碳量的企业会选择将生产线，外移至规范较为宽松的国家避开减碳成本，再出口至欧盟。

经年累月下，欧盟进口的高碳产品随之增加，与初衷背道而驰。

因此，为填补碳排放交易体系的不足，欧盟决定推出CBAM堵住上述碳泄漏问题，让企业无法透过生产线外移的做法，绕过欧盟减碳议程。

欧盟属大马第四大出口市场

眼见CBAM兵临城下，大马出口商将面临多大冲击？

大马和欧盟早已建立密切的贸易往来。据大马对外贸易发展局（MATRADE）的资料，今年首7个月，大马对欧盟出口额约为650亿令吉，占总出口额的7.9%，仅次于东盟市场、中国与美国，至于商品，则包括电子电气设备、石油产品、化工产品、钢铁等。而欧盟个别国家中，荷兰、德国、比利时是前三名出口市场。

就欧盟落实CBAM而言，黄锦荣认为大马出口业遭受的冲击称不上严重。原因在于，并非所有商品都遭受影响，毕竟欧盟针对的仅是数个碳排放量极高的行业或商品。其次是，纵观大马出口市场，欧盟只占据极小份额。

此外，黄锦荣也提及，大马政府也可选择透过两管道提出申诉，要求延后执行CBAM或修改条例。第一，以“不公平对待贸易伙伴国”之名，向世界贸易组织（WTO）提出申诉，“一旦提出申诉，CBAM就有可能延后落实。”第二，控诉CBAM的落实，已违反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下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CBDR）。

换句话说，从CBAM涵盖范围、出口份额、CBAM落实的难点上考量，该机制对大马出口业带来的冲击，算得上微乎其微。

大马减碳无退路

但这并不意味，大马可忽视CBAM的来临，或对减碳倡议两手一摊，原因为何？

随着环保意识在全球抬头，减碳正是大势所趋。除欧盟早已设定减碳目标，美国也放眼在2030年，让碳排放量较2005年的水平减少50%至52%；大马的另一主要贸易伙伴 – 中国也设下目标在2030年，让碳排放量比2005年下降至少65%，并努力争取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而大马也不遑多让，承诺在2030年，让碳排放量比2005年水平减少45%，且设下目标在2050年达到碳中和。

与此同时，美国也正在制定自身版本的碳关税《清洁竞争法案》（CCA），预计会在2024年开始落实。换句话说，如今并非仅有欧盟重拳出击，贡献大马出口额逾10%、作为第三大出口市场的美国也在后来居上，力求和欧盟争夺在全球抗暖化议程的话语权。

由此可见，减碳是一条“不归路”。黄锦荣亦认为，大马应视CBAM的推出为能源转型的契机，“长远来看，大马无法逃避这一项课题，毕竟继欧盟之后，会有更多经济体推出这类减碳机制。”

然而，面对减碳、能源转型的浪潮，大马并非毫无作为。例如，大马政府在今年7月公布“国家能源转型路线图”（NETR），阐述能源转型的目标。另一方面，大马交易所（Bursa）在今年三月底，和合顺（UMW，4588，主板消费股）、马银行（MAYBANK，1155，主板金融股）签署合作备忘录，启动中央永续发展平台，计划今年底开始，强制主板上市公司在平台上提交有关环境、社会与监管（ESG）的讯息。

此外，马交所也在2022年12月9日成立“大马碳交易所”（BCX），提供三种碳交易模式，即碳信用拍卖、碳信用标准化合约的现货交易、场外交易的现货交易服务。

大小企业冲击不一

对大马生产和出口商而言，能源转型和减碳已经是不得不为的事，而这过程中，难免会伴随着大量合规成本。众企业是否有能力应付？

黄锦荣认为，在这课题上，大小企业受影响的程度、转型意愿截然不同。若是大企业和上市公司，比较有诱因或能力落实能源转型。第一，上市公司需要符合马交所关于汇报ESG讯息的规定，而且国内外愈来愈多投资基金，会以企业有否实践ESG，作为要不要投资的指标。第二，大企业拥有较多资源、资金来落实能源转型。

反观中小企业（SME），则可能在减碳方面裹足不前，在黄锦荣看来，原因在于许多SME产品无外销，或者没有主攻欧美市场，因此缺乏动力和诱因落实转型。此外，执行能源转型的当儿，难免需要应付庞大的前期成本（Upfront Cost），让中小企业退避三舍，“那一刻要掏钱出来，是很难的，尽管大家都知道，后期需要负担的成本会逐渐降低”。